《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篇(万历十五年每章读后感)

　　下面是范文网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篇(万历十五年每章读后感)，供大家赏析。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

　　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时候是在3年前，去年在单位的图书阅览室看着小孩们整理旧书，《万历十五年》被他们当做旧书要拉走，我随手抽出留了下来。后来断断续续翻过一边，因为之前看过《明朝那些事》，所以书中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人都还能有些印象，人总是容易对熟悉的事物感兴趣，翻阅几页慢慢觉得很有意思。这次在北京与成都往返的火车上，又慢慢地读了一遍，渐渐觉得有点眉目了，就不免的想谈谈自己的感受。

　　黄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这是让人对此书颇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和子墨聊天，也谈到了这本书，听了他的一番见解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更觉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准备再翻一遍，顺便把自己的感受写一写。

　　书中第一章是从《万历皇帝》开始的，从京官接到不实消息而开始，一直讲到万历皇帝下令清查张居正而结束。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检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里面蕴含的却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关于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历史的关键性因素，张居正生前颇受皇帝信任，从小就在这位老师的教导下成长，登基之后成为元辅的张居正更是皇帝处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后张居正离京前，万历皇帝表明心迹称张先生忠诚上薄云天，讲完后君臣感极而泣。

　　如此的信任与被信任，应该是君臣之间十分美妙的关系，可在6年之后皇帝亲自下令抄了这位忠诚上博云天的张先生的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里面的原因诸多，但是有几点是我想要说的：少年时期的影响，在皇帝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我先举个例子。有个父亲特别喜欢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头，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中出了问题，没有劝说和引导，有的只有对孩子的打骂。孩子迫于这种威严，看见父亲总是显得胆小如鼠而且十分听话，可就是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私下里却说等到他拳头够硬的时候，一定会打回去的。

　　这是一种让人惊愕的回答，难以置信却又无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经种下了恨的种子。万历皇帝小时候在张先生的教育下读书学习，稍有不足，便会在先生和母后的威严教育下被处罚长跪，有时的这种处罚会长达几个小时之久。皇帝年方十岁，就在书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绩，当他写完字赏赐给大臣的第二天，张先生就进谏让他不要再在书法这样的末节小技上花费时间了，皇帝的日课就取消了书法而只剩经史。皇帝面对这样的进谏，只能听从，因为为国大计。从小就被张先生控制着，等到登基以后还是如此，因此那颗种子在皇帝“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优柔寡断的柔弱印象”的激发下，开始慢慢地生根发芽了。

　　“表面看来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是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书中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有很强的哲理意味。当皇帝决心改变自己的印象时，首先就要摆脱张先生的巨大影响，再加上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张居正这位权倾一时的政治家被炒被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极点而后必退，人与人之间总是要有个度才好。有一个朋友讲到他一段感情时说，那时他是那么喜欢、那么在乎那个女孩，就连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时，也要急促促地一连三五个电话告诉她记得带伞小心被雨淋。事无巨细的关心，让女孩觉得要窒息了。

　　后来，当然是以悲剧结束，他以为他那么爱她，而在别人看来完全是“用力过猛”。张先生把绝大多数精力投放在万历身上，从小时候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到后来登基了之后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规定的一清二楚，这种打着为你负责旗号的规定和投入，其实背后还有自己私利的影子，为权为利，最终还是想把别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人最难掌控的就是思想，总会产生对自由的渴望，张先生和那套制度剥夺了万历皇帝的自由，所以，也就变相地剥夺了他们生前的平安和死后的安定。

　　历史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历史的关键。我们如果抛开历史这个重大的课题不谈，仅仅谈自己这个层面，你发现其实还是一样的，个人的因果关系也是个人的关键。张先生教导皇帝满口节俭，以至于皇帝没有钱赏赐宫女，而他自己却乘坐一顶32人抬着的大轿子，轿子中内分卧室及客室。这样的言行不一、生活奢华确实让皇帝动怒不小。所以，事情总有前因后果，看到结果顺着往前走总能查出原因，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变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时，静下心来认真找找，你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