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土炕散文

老屋土炕散文 我家老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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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土炕散文

　　一、老屋

　　故居说是故居，其实并不是我祖辈世居于此的地方，而曾经是别人的旧屋子。

　　曾氏是村里的大户。往往，什么东西一大，外人看上去很壮观，很有势力，其实内部，早就分化得厉害，也分野、分生得厉害。高祖兄弟四人，我至今说不出高祖的其他兄弟的名字，也弄不清村里谁是他们的子孙，就像我四十多岁了，不知道曾氏的祖坟到底在哪里一样。我的祖父也兄弟四人，下来我们这些没出“五服”的本家，婚丧嫁娶一般都正常走往着，但各自另家分院。

　　我的祖居其实就在有两棵古柏树的三观庙前，现在由八十多岁的二叔他们老俩口居住着。我最早记得这处院子，是祖父去世那会儿，两三岁的我，风葫芦般在各屋子乱跑，突然就奇怪地发现，祖父端坐在堂屋中央，身上围着块刺眼的白布，四叔给他理发推光头。不知又过了多久，就看见父亲大步流星地赶来，一进堂门就裂开嘴“爹呀，爹呀”好笑地嚎叫。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好奇地追随着父亲进东屋看，只见祖父已经闭上眼睛，身上苫着暗色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后炕的门板上。父亲等人围着，顿足捶胸地哭。

　　祖居倒是有几间房，但父亲兄弟几个一分家，就显现出诸多困难和矛盾。作为曾门长子，为了兄弟间家庭和睦，一九五九年末，正赶上大同市外科名医李万禄要举家迁往市区居住了，也就是要把他那个嘴头特别厉害的“二老虎”妈要接走了，这处院子就由父母举债80元买下了。搬家那天，二哥正巧出生。因此，这里就演变成了我们的故居。

　　当初，故居院里只有两间很小的房，一里，一外，也即住房一间，堂屋一间。直到今天，母亲都住在这间小屋子里。尤其是冬天，她觉得暖和。这两间房几乎都是土质的，后墙有厚厚的土板墙挡着西北风，内侧全都用土坯垒砌。房顶是黑黑的杨木椽檩，早些年，连个“仰承”都没有，烟熏火燎，雨洇气蒸，自然就看不出木头的本色。映像很深的是，大约在襁褓中的我，睡醒或溺屎后，发现没有亲人陪在身边，就狠狠地哭，哭到屋顶黑黑的椽子，像流水般哗哗哗哗地向远方流去，直流到我无望地再昏昏睡去。后来，大哥学了木匠，就在屋顶上加了木撑档，用旧报纸糊了顶棚，这才有了“仰承”。有了仰承，晚上睡觉却更不安稳了，房顶掉土，不仅仰承经常嘣嘣嘣嘣乱响，有时哗——地一下，一大块土块就轰然落下，砸塌仰承纸，打到人身上或者哪里。因此后来，父亲和大哥又在仰承档上，堵了几块比较耐实的席子。这样一来，土是掉得少了，但总有老鼠在上面窸窸窣窣低音炮似的来回跑。

　　两间房子的西边还有一个更小的堆放物品的小房，后来，小房在某个晚上失火烧毁了。烧毁小房没什么可遗憾的，又没连累住房，可问题在于，姥爷留给母亲的一包陪嫁，即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精心收藏多年的几件金银珠宝，在这次救火中被人趁火打劫，丢失了。这就让母亲一辈子难以释怀。每每述说起来，她的脸色就凝固了，眼睛也空洞了，陷入了一种应该清晰却毫无具像的追究着的激愤和苦恼。

　　大约有了姐姐或者我，家里人多住不下了，父母就在堂屋西边，即烧毁的小房位置上又扩建了一间。这间房就比较宽敞了。椽檩多半是松木的，砌墙的是烧砖的次品——不是土坯也不是砖的砖。这是一间故居最撑门面的房。大哥，二哥，以及我，结婚时，都是用这间房做的新房。现在，我们姊妹，我们这里管兄弟姐妹合称姊妹，都不住在故居了，和母亲住的小屋子隔着一间堂屋的这间房，就被母亲布置成平时礼佛的佛堂。

　　后来，这间房的西边，又续盖了一间木结构小房，我读初中的夏天，就独自住在小房里，身旁放着书包、桌子和煤油灯，什么时候醒来想学习，就围着被子，点亮煤油灯，坐在桌前，寂静而清远地在那遥遥的夜里，看书，做作业。这间小房平时家里就贮存杂物，地是用捡回的半头砖墁的，但七高八低，缺损严重。我知道它们这样的缘由，那是我曾经用夹子捕鸟，挖蚰蜒做诱饵的直接后果。奇怪的是，这间小房后来也因失火，烧毁了。再后来，母亲就把这片地，开垦成菜畦的一部分，种上了倭瓜、白菜、豆角及西红柿等菜蔬。

　　两间老屋的东侧，很长时间都是一片空地。我记忆中，这里一直生长着一片金格盏盏的高高的向日葵花。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里也续盖起正房一间，堂屋半间，和隔壁东邻人家的房屋就连成了一体。这间半房，我们家人几乎没住过，这是家里用来出租，每月挣一、两块“活”钱的重要来路。有人几次善意地提醒，叫我们住这东房，哪怕西面的房屋用来出租。因为农村特别讲究东尊西卑。比如一排房可以东高西低，但绝不允许西面的房顶高出东面。但也许是出于尊敬客人的缘故吧，父母根本不为所动。因而这间半房，几乎一直就留有人家，我们叫“住院儿”的。

　　也许就是父母对住客足够尊重的回报，这些“住院儿”的里面，有两户，以后就成为我家的贵人。头一位，当属胡成德叔。胡叔是从县里调到我们周士庄公社的`副主任。那时的干部，特别清贫。一两个简易四方的木板柜，三四个破纸箱，就是全部家当。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活居住了三年多。后来，胡叔离休于大同市二轻局局长。和胡叔家的交谊，我终身难忘。头一件，胡叔的两个儿子，小我几岁，但是我童年最要好的玩伴，许多我们一块“猴害”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第二件，胡叔的文采口才，是激发我爱好写作的重要心理诱因。胡叔在县上，曾当过新闻组长。在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导下，我的一个本家哥曾新也喜好爬格子，后来任大同人民广播电台主编，获得过“范长江新闻奖”；二哥曾义也喜欢业余写些新闻报道之类，那些年，在大同矿务局工作的二哥经常把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拿给我看，念给我听。第三件，一九七七年，二哥首次参加高考，就以全公社第二名的身份考上学校。但因姥爷成份高，政审通不过，不允许走。危难之际，还是胡叔出面，二哥才最终得以脱掉农皮。此后，我们姊妹还多次“麻烦”过胡叔。

　　东房后来又有一户“住院儿”的，郭恒成叔。郭叔当着设在我村的县土产公司的经理。我村紧靠京包铁路和京张公路，交通运输条件特别便利。一九七一年大同县址移出大同市区，最初定址就在周士庄，因而这里有许多县属企业，比如县石油公司、县木材公司，县被服厂，县砖瓦厂等。郭叔的土产公司，对我家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那时，我们姊妹全部上学读书，开销很大。父亲多病，不能干重活儿，挣钱能力有限，于是母亲一人顶着两份工，既要在一家小瓦厂做饭，还要捏压猫头滴水这样的瓦当，十个手指全部皴裂，经常血糊糊的。但纵使如此，家境还是入不敷出。姐姐因为家里没有八块钱学费差点儿高中辍学。于是母亲就经常和郭婶利用晚上时间顶着星星月亮，加班加点给土产公司装运货物，挣钱补贴家用。星期天的时候，我、姐姐及郭叔的女儿我的同学桂荣也经常参与其间。

　　幸运的是，除了大哥，我们其他兄妹四个陆续全都通过考学，如长了翅膀的松子，走出了故居，离开了故乡。于是，故居大多的时候，都苍老地静静地陪伴着我的母亲，看着她收拾屋子，看着她礼佛，看着她种养菜蔬，看着她精神矍铄不停地忙碌着。直到我们姊妹都回去，他那快尘封成雕塑样的外貌，像是猛地浑身一抖，又焕然出欣喜的气色，我们说，他听；我们玩，他看；我们笑，他笑。

　　老屋看上去很老很老了，以至于我们姊妹都看不过眼。于是，我们齐心协商，决定好好整饰一番。蓬瓦，吊顶，粉刷，修换门窗，油漆……老屋真的焕然一新了。

　　开工那天，母亲笑了，笑得特别开心，竟如孩子一般……

　　二、土炕

　　春节回故居跟老母亲一块过年，感觉真好。尤其是睡在那片土炕上。

　　那种沉沉的、酣酣的、静静的、暖暖的、深深地嗜睡，像是久违的让人迷恋的禅境，也像是幼年时母亲的怀抱，让我不自觉沉浸其中。是的，无忧无虑，无思无想，空明澄澈，我只想沉浸，也只能沉浸，一味地沉浸。

　　母亲就睡在炕头上，我紧挨母亲睡着。妻女们依次睡开。已经好长时间没跟母亲睡在一条炕上了。

　　平时，也常看望母亲，大多只是在地上站上一会会儿，连炕都不上；或者屁股跨在炕沿上，简单跟老母亲拉上几句，问候问候，炕沿都还没温热，就说要走了。母亲于是慌慌地忙碌，先是备水果，备瓜子，倒水，见我执意要走，就又忙着摘菜，装菜，并一再问我家里还需要什么，翻箱倒柜，忙里忙外，恨不得什么都给我拿上，连同，她那颗炽热的心。

　　这天是大年初一。大年三十晚上看晚会，午夜十二点忙着交年接神，母亲和我们都没睡好。初一就清闲多了。上午跟全村人到东南方向迎喜神，中午简单吃素，然后，就慵懒地躺在了久违的炕上。

　　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仿佛一张刚刚晒好的被子，暄腾腾暖烘烘的。炕呢，自然是一如既往的温热。这是四九节气，屋外，呵气成霜，滴水成冰，树枝都在瑟瑟发抖，人在外面一会儿就冻得受不了了。但此时，我就袒睡在我出生时的这片土炕上，四肢舒坦，浑身通泰。炕热和阳光更像是一双温热的手，轻轻的，悉心的，没有力道却力道恰好地给我做着全身的按摩，让我有些疲惫的身子放松，放松，再放松，一丝丝一缕缕的，抚去了那些隐约的沉重，酸楚，和疼痛。我恍如回归婴童。

　　直到太阳和炕不知疲倦、不厌其烦给我全身按摩得出了汗。我一睁眼，母亲的眼神一如阳光和火炕那样温热而慈祥地注视着我。

　　大概母亲想到躺在襁褓中的那个孱弱赤红的小小的我了吧。

　　那时，家里穷，我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二哥下面的一个哥哥，因为营养不良，出生不到百天就夭折了。生活艰难得仿佛拖着一辆重重的上着坡的大马车，大约缰绳都深深地叩进父母的肩头肉里了。我的出生，自然给困境中的父母出了一道更大的难题。他们商量，要把我过继给也曾过继出去但已经相认了的王姓三叔家。三叔家有三个女儿，但没有儿子，正想抱养男孩。事情就那样敲定了，但临三婶来抱我走，母亲突然反悔了。她泪水涟涟，抱着吃奶的我毫不松手。最终，硬是把我留在曾家，留在这片我出生的土炕上。

　　我庆幸自己就出生就生长在这片土炕上，多暖和呀。

　　家小，人多，我们全家七口晚上就拽着三张黑蓝的粗布被子，拥拥挤挤在这一条小小的土炕上。怕挤，有时，我们姊妹就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插着睡。实在不想这样挤，因为好多次睡着睡着我就被挤下冰冷的脚头了，我就干脆有准备地睡在靠住窗台的哥姐们的脚下面。新房子那时大概已经盖起来了，但不住，主要是没烧的东西，冬天犹如冰窖。大同，说是煤都，遍地有煤，但那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即使其时煤价便宜，便宜得叫今天的人咋舌，仅三四十块钱一吨，普通人家还是烧不起。我记得有一年过年，父母特别高兴，因为一年结工下来挣了一百多块钱！于是，村民生火做饭烧炕只好多用柴禾。在村里上学时，很多的中午，我都腰里别着砍刀，或提着树铲，到京包铁路线两旁砍树枝，以备冬天烧。但这样的树枝硬柴还是不多。就大多烧那些玉米、黍子等庄稼秸秆。谷子秸秆舍不得烧，它是冬季大牲口吃得主食，能卖钱；高粱秆也舍不得烧，人们用它编席子，补席子。

　　但是，就因为编补炕上的席子，我出状况了。大约也是快要过年的时候，母亲坐在炕上补席子，我在一边抱着板凳当马骑，嘚嘚嘚，嘚嘚嘚地跳。正玩得高兴，突然竟越过炕沿，跌翻到地下。可巧，我的后脑勺就插进地下竖着的粗大铸铁炉钩上，我一下不省人事，几乎要死掉。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记忆完全空白。母亲因此总是特别心痛我，关照我。后来经常抚着我的头，我孩长我孩短地自责。

　　我绝不怪怨母亲。我小时候太猴。因为有了母亲的悉心照养，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很好地活着。那时，多少个晚上，我就是枕着母亲轻轻淡淡而意蕴悠长的讲述，酣酣地进入了梦乡……多亏母亲这样的讲述，不，更像是一种传训，让我心中渐渐“长了牙”——人，必须努力，要强。这也大约是父母给取大名的来由吧。

　　晚上，我们都不愿继续看电视晚会，依旧早早在热炕上睡了。老母亲为了我们回家过年，已经忙碌准备了好多天了。熟的生的荤的素的，该熬的熬了，该煮的煮了，该切的切了，该洗的洗了，我们回家只是吃现成来了。母亲跟邻居曾亮嫂说过，即使子女们回来都下手做营生，不需要她多干活儿，她的身子还是困疼得厉害，好多天都缓不过劲儿来。我完全理解。稍稍干点什么，四十来岁的我都感觉身乏神困，何况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但初二一大早，习惯早起的我一醒来，母亲马上就拉着了灯。她已经披衣坐了起来，温柔的眼光在我的一家人四口人的身上来回逡巡，摩挲。我看看表，才五点多，就劝母亲再躺会儿，躺在热炕上好好解解乏。母亲却笑笑，说，不乏，不乏，睡不着了，你们睡你们的。

　　真是好炕啊。妻子惺忪着眼，突然也醒了，这段时间她带着学艺术的女儿太原大同来回跑，的确劳累。她对母亲歉意地笑着说，暖烘烘的都不想醒，也不想起了！

　　那就多睡会儿！母亲宽容而理解，一脸慈祥。

　　我忽然就想起曾经的过去，大约也是这种黎明睡不着的时候，母亲总给我讲述她的家族和她的亲戚家族的故事。那些洇湿多年的记忆，都快要风干了。我请求母亲再讲讲，尤其是她的那些读书的表兄弟们，给我提供些写作的素材。母亲马上沉浸在淡淡的兴奋之中。她的记忆是那样清晰，她的姥爷，她的舅舅，和她一块玩耍过的那些表兄弟等等，她都能一一叫上名字，而且，几乎都知道他们在遭遇动荡“年馑”之后的下落。母亲劫后余生般地说，我的五个表舅有四个是大学生，一个在包头钢铁学院当教授，一个在武汉的一所大学当教授，一个分配在石家庄……那荒唐年月，母亲的姥姥村里不断有人逼问我的表舅们的下落，可谁都不告诉他们。如果那时，表舅们都被弄回村，说不准，他们还不如那个现在在村里的神经受过刺激的楞表舅！唉，那样的社会，那种世道！……今天，多好！

　　亲情和血脉就在母亲淡淡却动情的讲述中，盈溢了一炕。

　　我看见，妻子虽然眯着眼，但眼脸一动一动的，她在听吗，还是在想什么？两个双胞胎女儿呢，一向讨厌妻子的唠叨，这会儿，竟也静静地躺在炕上的被窝里，间会儿动动身子，竟像我当年那样，空谷禅音般，聆听……

　　土炕！啊土炕！我心中的泪水也满炕漾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