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传》个人观后感

《苏武传》个人观后感3篇(读《苏武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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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传》个人观后感1

　　擎一支旌节，挥一挥羊鞭。虽饱经折磨，却宁死不屈，傲然站立在那孤独的土地上，他，就是苏武。

　　初读苏武，便被他那铮铮傲骨所吸引。当初，苏武不幸牵出一场兵变，为了不辱使命，他竟不惜以自刎来保护国家的名节，面对卫律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他宁愿自赴黄泉也不愿背那叛囚的千古罪名。

　　身处冰冷的地窖，他将满口毡毛与草皮一块咽下，浑身的热血都沸腾着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精忠报国。寒风凛冽，他与冷日作伴，北顾中原，他将“生是大汉人，死是大汉臣”铭记在心，冰雪飘落，他仍手持旌节，不忘汉朝，苏武用他那高尚的气节深深的诠释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好一个不屈的苏武，一边是高官俸禄，一边是赤胆忠心，站在忘却与铭记之间，就在安逸与忧劳之间，他选择了忘却富贵，选择铭记中心，给他的人生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好一个坚贞的苏武，一个普通的老臣，却用他的赤胆忠心萌发出一种伟大的爱国情，在苍茫的草原之上，一个背影携着不悔渐行渐远。19年，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疤痕，记载了那些苦难的日子，诠释了精忠报国的最高定义。

　　好一个永远的苏武，他用勇气忘却了单于富贵荣华的利诱，把那群枯瘦的羊群定格为一段不朽的历史，他用睿智铭记下对大汉忠贞不渝的信念，在漫天风雪中且行且歌，用那光秃秃的旌节写下一段千古悲歌。

　　帆的一生曲折困苦，它呼啸在暴风中，腾跃在波谷里，急行在骤雨中，喧嚣在狂浪中，行于礁石之间，帆以它坚强不屈的意志年年月月与怒浪巨澜搏斗着，苏武就如同一只在大海中行驶的帆，用他那不屈的意志挥洒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苏武传》个人观后感2

　　读《苏武传》，也不应该强迫自己读出苏武的忠诚。这只是苏武的生存状态，是“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的报恩者和把“臣事君，犹子事父”作为自己最高行动准则的儒生的生存状态。

　　细读文章，李陵的生存状态真实感人。他没有卫律幸福，他虽然投诚，却始终以投诚为耻。他没有苏武幸福，没有苏武信仰的单纯，眷恋着俗世的幸福。他是一个痛苦的人。当卫律去劝降时，威逼利诱，惹得苏武的一顿臭骂，但李陵去劝降时，苏武却没有动怒。同样对劝降者，班固对卫律着墨不多，但对李陵却用了大量的篇幅。

　　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名门之后，他继承了其祖英勇善战，也继承了其祖悲剧的命运。不甘沉默，请缨率五千弓箭兵深入大漠，想一战成名。然而最终因弹尽粮绝，突围不得而被迫投降。李陵为什么不杀身成仁呢?将军战死沙场，不正是死得其所吗?然而谁不想活命呢，谁能轻易地舍弃生命呢。何况他还想以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

　　但不管是真降还是假降，他都觉得自己在人格上已矮了一截了，因此，尽管与苏武是故友，又同在匈奴，“终不敢求武”。后受命劝降，其说辞如实地道出苏武真实的生存困境。终不得归汉，忠诚无人知晓;家破人亡，没有必要归汉;皇帝喜怒无常，即使归汉，面对是鲜花还是刀斧尚未可知。求名、求家人平安、求善终有果，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李陵在苏武守得云开见日出之时，置酒相贺，与武决别，泣下沾襟。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汉室能够赫免他的罪过，保全其老母性命，也一定以反水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李陵内心的悲伧全化作了眼泪，当初不得不降，祸及老母，今生无家可归，长作域外之人。

《苏武传》个人观后感3

《苏武传》好像是第一次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以前我也没读过，这是第一次讲。前面几段写苏武如何威武不能屈，冰天雪地里如何艰难生存，我都觉得一般般，到李陵劝降以下，我才觉得看到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李陵劝降苏武，最重要的理由有二：一是苏武在汉朝的家人已经死的死，离的离。兄长因为侍御时不小心“触柱折辕”，被“劾大不敬”，导致“伏剑自刎”;弟弟因为追捕犯下杀人罪的“宦骑”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母亲去世;年轻的妻子“闻已更嫁矣”;妹妹和子女“存亡不可知”。换言之，在汉朝已经没有苏武的家，回去已经没有意义。二是汉武帝“春秋”已经高到经常犯糊涂的地步，大臣经常无辜被灭族，朝野人人自危，不再值得苏武效忠。

　　李陵是降将，本身有人格污点，心含愧疚，对苏武是很尊敬的.，所以他劝苏武的出发点，不在于投降有多么好，而在于不投降也已无路可走，这是实实在在地为苏武着想。但正如我们所料，苏武并不动摇，他有他不降的理由：

“武父子亡(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

　　分析起来，理由有二：一是自己一家父子兄弟蒙主隆恩，理当陨身相报;二是“臣事君犹子事父”，不需要任何条件，虽死无憾。这段话真是可圈可点。

　　先说“报恩”。自己一家人的功名利禄都来自“陛下”的恩赐，所以现在面临单于的“斧钺汤镬”，正是报恩的大好时机。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这倒真是一个“硬道理”，没什么好说。问题在于，汉武帝不见得是一个值得让人为之“肝脑涂地”的主儿。李陵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李陵率孤军五千深入不毛，与匈奴八万主力作战十余日，杀敌数千，弹尽粮绝，而“贰师将军”(相当于代表皇帝监督军队的职务)、国戚李广利却不发援兵。李陵在只剩下十余骑的情况下，无奈投降。李陵投降有没有道理暂且不说，至少汉武帝用人不当，过后又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李陵，将李陵灭族。司马迁只不过站出来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惨遭宫刑。那苏武捞了什么好呢?两个兄弟，因为小小的工作过失，一个“伏剑自刎”，一个“惶恐饮药而死”。不要轻描淡写说这是畏罪自杀，没有强大的压力，是不会做出这种激烈的举动来的。这种“陛下”，好大喜功，刻薄寡恩，真不知道对他有什么恩好报。

　　再说“君臣父子”不过这个问题虽然很大，却似乎没多少讨论的空间。在苏武的时代这是一个公理，不需要证明;今天它当然显得很好笑，但我们又没法拿现代的伦理价值去要求古人。爱国不等于爱皇帝，但事实上苏武的不降就是站在爱皇帝的立场，所以我对此无话可说。